来源：温州康宁医院唐伟主任接受华夏时报采访
我们是浙江省驰援武汉的第三批医疗队成员，也是首批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咨询师。对医护人员来说，刚来这几天心理问题不大，应激的强度还没有过去。过了10天左右，就会发现一些问题。目前最常见的，就是出现失眠、轻度抑郁和焦虑。
首先，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是热血青年，很多人在什么都没想的情况下，就全部冲进来了，包括我也是这样。但是一进方舱发现与自己想的是不一样的，人员比较少，工作强度比较大，比如护士轮班没有休息，也没有人能替换。并且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这种重大灾害时，比如汶川地震，一线的医护人员15天左右就要换一批，不然的话人到极限就受不了了。所以好多医护人员会出现焦虑、不安、紧张等情绪。
其次，还有部分队员出现了过度的紧张，甚至有点惊恐障碍，这主要是穿防护服造成的。平时，我们很少长时间的进行这种防护，防护服里空气不是很流通，有点憋闷，会因紧张导致过度换气。有队员脱掉防护服之后还是感觉很紧张，气上不来。我们会去教他们怎么放松，怎么面对，从心理方面告诉他们，有这种反应是正常的，要学会接纳。如果真的惊恐比较严重，暂时就先别进方舱医院。
同时，每个人都不知道新冠病毒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谁旁边有病毒，似乎周围都是病毒，被迫提高警惕性。有队员出现反复洗手、反复换鞋换衣服、反复往身上喷酒精等强迫的症状。还有一些躯体的转换症状，比如头痛、头昏、胃肠道不舒服，甚至有些便秘、腹泻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现在好多护士都有点“被英雄”的感觉。比如可能是由于舆论的宣传，这些女孩子过来了之后全剃光头。从心理角度来讲，这是没有必要的，你要尊重个人的意愿。
当医护人员“被英雄”之后，对心理造成的创伤可能比正常的创伤还会大。被称为“英雄”的人一般不能哭，要勇往直前、不可战胜。在外面，她们就得表现出这种非常强悍的感觉，到了晚上，只能一个人在房间哭泣，自己接纳、消化这些负面的情绪。因为“被英雄”，她们不敢跟我们倾诉，也不敢流露，这会导致心里一直压抑，焦虑、抑郁更加严重。
而那些照料重症患者的医护人员，他们的心理创伤会更大。因为他无时无刻不面对死亡。当医疗器械不足、抢救手段无法实施时，会让医护人员产生挫败感与内疚感，觉得束手无策。
国家决定随队派心理医生过来，是一个很英明的决定。我们这次过来，除了保障医护人员的身心安全，也要保障患者的身心安全，避免心理问题的大规模出现。
现在，焦虑、恐惧的蔓延比疫情还严重。尤其在方舱医院里边，如果由于言语或者其他的方面导致患者的心理没有被满足，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冲突，这种情绪就会蔓延。情绪一旦蔓延，不是一个两个患者，少则一两百，甚至一两千。心理学上有羊群效应的概念，其他人本来是有些不满的，不敢讲，但是一旦有一两个患者领头，把激动、不满的情绪都发泄出来，可能就会导致群体事件。
患者的心理分四个过程，麻木期、愤怒期、接受期、恢复期。
首先是麻木期，也就是不接受期。我怎么会得这个病？为什么我要得这个病？在此期间患者对外界反应迟钝，不愿意跟人交流，出现躲避。
其次是愤怒期，当患者明白自己已经得了新冠肺炎，就会愤怒后悔。我为什么那天去买东西？我为什么要出门？我为什么不戴口罩？这个时期情绪比较激动，甚至会发泄到医护人员身上。需要警惕的是，这时还会出现一种“英雄主义者”，他们会想我就不戴口罩，反正我已经感染了，之后死就死了，却没有想到传染了很多人。
然后是接受期，这时情绪比较平稳。已经感染了，该发火也发火了，该进舱也进舱了，患者接受现实。
最后是恢复期，患者会在出方舱以后慢慢平复自己的心情。这四个过程没有固定的时间，因为每个人的经历，每个人的心理素质，每个人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医护人员或患者在3-6个月以后可能会出现PTSD（创伤后应激障碍）。现在我们要把有自杀倾向的人甄别出来，把它消灭在萌芽中。
汶川地震时，国家也派心理医生过去了，我就在其中，那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但是这次我们开展工作有一些难度。
对汶川地震的受害者来说，我只要在帐篷里，或者在空旷的地方，从心理上讲就是安全的。但是现在在武汉，没有地方是安全的，这是最恐怖的，一切都是未知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携带者，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携带者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接触过的这些人，是不是携带者。在方舱里面，担心的事情会更多，会不会形成交叉感染？会不会出现药品不够、抢救不及时的问题？
并且，在汶川地震时，我们可以面对面与受害者聊，哪里有问题了，直接找到这个人，或者大家围在一起做心理疏导。
但是在武汉，我们缺少防护的经验，总部也不建议我们进舱。心理医生来到这里之后，根本没有办法面对面去做个体、集体心理疏导。目前，我们主要通过电话和微信开展工作，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心理医生要知道咨询者的知、情、意，我们要看到他的表情、眼神、动作、言语，甚至他处的环境安全不安全，这是我们评估最主要的参考。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只能凭经验，凭他的语言，凭他的语速，甚至凭跟他聊天，能不能聊出来这个内容来判断。
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假如现在有个人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要自杀，我就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他周围的环境。可能他现在就坐在十几层楼上，和我讲着电话就跳下来了。也可能他是跟我开玩笑。环境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控制，也不知道他身边有没有这些不安全的东西。所以其实我们压力也很大。
目前，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患者。其实还有两个群体亟需心理医生发挥作用。一是出舱的康复者，这些人现在比较安全了，应该把他们集中到一起，开始做心理援助。还有死亡患者的家属，需要进行哀伤干预，他们承受着亲人死亡的痛苦，自己隔离的痛苦，无数的痛苦和这么多的心理压力，需要我们赶紧想办法去帮助他们。现在，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，所以还需要更多的心理医生来到一线。
我们现在有两个人，我和我的同事刘志宏主任。我们已经把自己的电话、微信，以及其他的联络方式，放到了各个方舱医院，也给浙江省所有的队员建了群。现在我们24小时接诊，一直在不停地工作。
我现在没有办法谈休息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咨询者打来电话，只能没电话的时候在那躺一会儿，有电话必须起来接，不管是半夜还是什么时间。好在，我的睡眠还可以，基本上躺在床上，眼睛一闭就能睡着。
2月8日半夜我接到通知，第二天早晨就走。老婆已经习惯我突然出差，平时我走的话她是不会送的，但是那天她要送我，最后我还是没让她送。当时她说了一句话，虽然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话，我还是觉得她是第一个说的。她说，“武汉人民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丈夫是借给你们的。中国人讲，好借好还再借不难，到时候你们要把他还给我。”
小孩也知道点这些事情。我走的时候，女儿也在问我，武汉这边这么危险，你现在为什么要去武汉？我用了一个她能接受的语言说，武汉这边有好多的妖怪，爸爸去打妖怪，打完妖怪就回来！
现在我每天会和家人发微信聊聊天。我们心理医生也要求所有的队员每天最好跟家里通话或者视频。对他们来说，家里的支持是最强大的支持，要比我们心理医生还要强大。
